李家榛

 

在云南威信、贵州毕节、四川叙永三县交界处有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这一带山水相望，村寨毗连，水田寨有山叫“鸡啄嘴”，还有鸡鸣山，名实相符，远近村寨彼此听得见鸡鸣犬吠。它包括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的岔河流域，水田寨、大河滩、扎西皆在其中。来到这白云深处，但见群山环抱，古木参天，流水潺潺，风光秀丽，确实是休闲旅游的一个好去处。

真正使鸡鸣三省和扎西闻名天下的，并非由于“金鸡齐鸣，三省皆知”，三省知，天下人并未知。而是76年前的1935年2月，中共中央在这里曾召开过决定中国命运的几次重要会议。偶然的机遇，使名不见经传的扎西成了红色征程上一个闪亮的符号。

1935年1月28日红军北上受阻，土城一战，由于敌军不断增援，损失惨重，毛泽东说“也可以说是个败仗”。在强敌扼守长江之际，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央决定向鸡鸣三省的扎西集结，这就造就了扎西的历史地位。遵义会议所作的决定中，关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两项议定而没来得及完成的大事，都是扎西会议落实的。

遵义会议结束了博古的错误路线，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因为匆匆忙忙北上，要急于渡江与川东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开辟川南根据地，组织上的问题只能说“基本上解决了”，因为博古依然是党的总负责人；在军队，毛泽东只作为“在军事上党内下最后决心者”周恩来的“帮助者”身份出现，而且遵义会议决议也没有最后通过。遵义会议精神尚未传达下去。广大指战员还不知道遵义发生了什么惊天巨变。1935年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在扎西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作党中央总的负责人（总书记），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因为张闻天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在遵义会上，首先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不承认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随后在石坎子、大河滩，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议决暂缓执行渡江入川计划，回兵黔北，在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入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是党和红军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第一次系统概括。

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传达下去的，在指战员中引起的振奋是无与伦比的。时为中央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听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后，惊喜地说“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疑团”。可以说，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组织方面的进一步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在扎西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为全党、全军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部署。扎西会议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

此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军事指挥是压倒一切的要务，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主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执掌兵权，才扭转了危机，中央红军从瑞金、于都出发时有8.6万人，历经重挫，此时不到3万人，广大指战员对错误的指挥怨声载道。毛泽东为将士重树信心，在几十万敌军前堵后截中镇定自若，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佯攻镇雄，从扎西出奇兵，二渡赤水，回师东进，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消灭国民党王牌军吴奇伟部主力两个师、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8个团，歼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枝、弹药、粮食和银元，有力改善了红军的装备。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的斗态。红军战士们欢呼“毛泽东的打法又回来了。”毛泽东在二占遵义后写下气吞万里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是此情此景的写照。

鸡鸣三省的扎西会议，是毛泽东引导中国革命成功的转折点。此后，“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展示，“鸡鸣三省”、扎西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成为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作者单位：盐城市机关事务工作协会）